黄顺铭等 | “寄件请扫码！”：电子快递单的移动叙事

阅读准备

新移动范式

移动性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当下数字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的流动，催生了许多新的移动方式，如外卖、快递、生鲜配送等，生活服务业态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移动中的社会关系。

2006年以来，厄里、谢勒尔等学者共倡一种 “新的移动性范式”，反对传统社会科学的安栖主义所推崇的稳定性、意义与地方性，重视距离、变化、无地方性，呼吁建立一种由运动和变化驱动的社会科学。该范式描绘了一幅身体、物体、信息、技术、资本等要素在物理空间、虚拟空间乃至想象性空间中旅行或停泊的多元移动性图景，提倡”将社会关系纳入移动当中，并将不同的交通方式与由远距交流形成的复杂模式所带来的社会体验联系在一起”。

近年来，社会科学研究也正在经历“物质性转向”，它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到物与技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并将它们作为平等、独立的因素纳入到社会关系的建立中。越来越多的自然之物和社会之物，被纳入研究的范畴，如咖啡厅、猫、鸟、健康码等等。

基于新移动范式和物质性转向的理论背景，本文将目光落在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快递单上。电子快递单自2012年以来逐步取代手写快递单，成为构筑我国数字化快递业的最基础性单元，但人们却往往对其熟视无睹。本文试图揭示其背后所牵涉的复杂的技术—文化过程，诸如它如何在物质层面上成为标准之物、如何作为基础设施接入并组织起新的具有“互操作性”的移动系统、其时空轨迹再现与时空技术中介如何形塑人们的日常生活。

一、引言

快递及其接入的物流系统如今早已成为一种形塑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基础设施，构筑起城市生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快递单作为快递业务中的基本文化形式，自诞生之日起便承担着记录快递原始收寄信息及服务约定的社会功能。离开快递单，快递可谓寸步难行。然而，绝大多数非快递从业者似乎更在意一件件快递“从甲地到乙地”的结果，而非其移动之过程。原本与快递件共生的快递单同样也沦为一种“边缘物”，默默承受被无视、撕掉、丢弃的命运。并且，这种边缘化现象亦延续至学术研究当中：在为数不多直接以快递单作为对象的研究中，包装设计、条码识别、实名制与隐私管理乃是最显著的三类主题。而其他对快递单的间接提及，则基本隐匿于更为庞大的物流网络结构中，被作为协调快递时空结构与效率的微末部分而一笔带过。这些研究要么脱离了快递单本身所处的“移动性”语境，将其视作被生产的静止之物，要么忽视了快递单作为“物”在自身生命历程和社会互动中的能动性。

近年来，社会科学既经历着“物质性转向”，也经历着“移动性转向”。一方面，“物质性转向”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到物与技术的发展有其自身逻辑，并将它们作为平等、独立的因素纳入社会关系的建立当中，强调“非人类”跟“人类”一样也是社会建构过程中的重要行动者。同时，移动性转向也让社会科学内部逐渐兴起一种“新移动范式”（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该范式描绘了一幅身体、物体、信息、技术、资本等要素在物理空间、虚拟空间乃至想象性空间中旅行或停泊的多元移动性图景，提倡“将社会关系纳入移动当中，并将不同的交通方式与由远距交流形成的复杂模式所带来的社会体验联系在一起”。

正是这一基本的理论背景，引领我们将目光落在了快递单上面。在本文中，我们试图揭示身处物质、信息与技术的接合点上、看似毫不起眼的快递单在其移动的生命历程当中讲述着怎样的故事，以及在其看似“高效、精准、便捷、共享”的背后，可能牵涉到一种怎样的技术—文化过程。

二、文献回顾

（一）“新移动范式”中“物”的研究

在批判“安栖主义”（sedentarism）、“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以及“游牧理论”（nomadic theory）的浪漫想象之基础上，米米·谢勒（Mimi Sheller）和约翰·厄里（John Urry）于2006年提出了一种“新移动范式”，以此呼吁研究者关注并直面人、物、技术与信息流动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其持续移动对于现实或虚拟行为的组织以及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影响。

新移动范式下的“物”研究主要包括下列几项基本议题：第一个议题指向物体的实际移动。包括原材料的跨国采购与按时交付，典型的例子是对全球物流系统中集装箱的研究，也包括消费品与旅行物的全球化流动，譬如本地食物如何出现在全球各地的餐桌之上。第二个议题指向基础设施。一方面，许多移动都需要嵌入特定的、庞大的、相对静止的基础设施系统。另一方面，在任何相对静止的基础设施背后，都要依赖物质材料、劳动力、金钱等要素的移动，才能得以建造出来并维持下去。第三个议题夹杂在对“身体移动”的研究当中。物不仅被身体公开、秘密或无意地携带，也会重塑身体在移动中的体验与情感。大卫·比塞尔（David Bissell）指出，旅客在飞行途中主动使用的安全带、眼罩、手机、耳机等物件，可在移动空间中营造出一种非移动的舒适感。第四个议题存在于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的接合处。不少研究从手机、人机交互技术切入，探讨了移民或流动人口的手机使用与身份认同、信息与传播技术与城市空间等重要主题。

这些移动性研究肯定了“物”的能动性，但它们并非单纯地就物论物。相反，物“被招募进由身体、物质材料、技术、物、自然和人类共同形成的网络之中”，物质性既被社会行动所建构，也中介社会互动。这提醒我们，对于电子快递单的移动叙事，同样也应当在复杂“网络”中来加以理解。

（二）物流叙事的两种视角

物流叙事通常以一种宏大视角而展开，以勾勒整个物流业协作、发展之样貌。现代物流、智能物流是当前物流研究中的一大热门，牵涉甚广，从算法与建模、平台与基础设施建设、供应链管理、业务数字化、现代物流区域效应，到现代物流经济组织架构，不一而足。与宏大叙事相对的，是另一种叙事取向，它从更经验性的层面讲述物的生命故事，譬如新移动范式下的集装箱故事。

作为“现代社会中第三个移动性象征”，集装箱诞生于全球贸易对一种高度自动化、低成本、低复杂性货物运输系统的呼唤。对集装箱的研究以“标准化”为线索，有力揭示了其作为“物”所催生的多式联运系统的运作逻辑，并由此勾连起物、技术、资本、人之间的复杂缠绕及多元实践。与此同时，人们也意识到“集装箱化”（containerization）是个辩证的概念，因此反对“将复杂的物质移动性化约为技术决定论或历史目的论”，努力讲述集装箱在不同情境下的非标准化故事。

（三）新移动范式下的集装箱与快递单叙事

集装箱的故事为如何讲述同处物流系统中的快递单的故事，至少提供了三点借鉴。首先，对集装箱的关注通常始于物质层面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马克·莱文森（Marc Levinson）为我们讲述了标准化背后的艰难斗争：自1956年马尔科姆·麦克莱恩（Malcolm McLean）首次采用集装箱将货物由美国新泽西州的纽华克港启程运至休斯敦以后，卡车、轮船、铁路公司、集装箱制造商以及政府部门便就集装箱物质形态的标准化问题，展开了一场博弈与协商。及至1970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OS）发布第一份完整草案，争论方才逐渐平息。此后，统一的尺寸、构型、零部件才令集装箱真正能够在全球多式联运系统中无缝衔接和高效移动。进一步地说，这种物质层面的标准化被描绘为实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可能性条件，令世界制造体系得以成为可能，并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出了新的地缘经济与政治。

事实上，快递单也经历过类似的标准化过程。特别是在电子快递运单行业标准发布以后，所有快递单在外观和信息上都大同小异，以至于非快递从业者几乎无意地忽视了这种“相似”的价值。在布莱恩·霍姆斯（Brian Holmes）看来，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说与“技术无意识”有关，技术使日常生活中大量行为变得自动化，从而致使人们不再关注它们。

其次，对集装箱的讨论集中于与之相关的多式联运系统，牵涉到物质基础设施、计算机信息系统、劳动力再配置、资本与经济成本、监管环境等诸多面向。这些研究提醒我们，一个孤立的标准对象无法正常运作，它唯有被镶嵌进移动系统当中，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这实际上也是与“新移动范式”的基本观点相契合的，若无广泛的基础设施系统提供支撑，移动性便难以大力扩张。有鉴于此，在本文中，我们将系统地考察作为数字化快递业基础设施之有机组成部分的电子快递单。

第三，集装箱的移动轨迹亦是研究焦点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集装箱与快递单同处于物流系统当中，但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与集装箱动辄耗费十天半月运送以吨为计量单位的大宗商品和生产原料不同，我们这里所关注的快递单则处于一种更快、更“小”尺度的物流系统当中。一般而言，我国快递业对于服务时效的承诺是：同城快件须在3个日历天之内完成，而省内异地或者省际快件均须在7个日历天之内完成。这种快速运输的能力使得物与人高速移动，而由位置传感设备与技术生成的大量数据也前所未有地汇聚在以快递单为界面而展开的物流信息系统当中，频频与人互动。从这个角度上说，莫利对集装箱移动轨迹的讨论方式并不足以充分而有效地理解快递单不断更新的物流信息数据对于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鉴于此，我们在本文中想要探讨的研究问题是：电子快递单作为一种新型面单，如何生成了一种如今已为我们习以为常的物流样貌？在取代手写纸质快递单以后，电子快递单如何能动地融入并参与整个快递系统的运作？它又如何参与形塑人们的日常生活？

三、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质性的方法，关注电子快递单所牵涉的物质（本身的物质材料、接入的物质性基础设施与信息技术网络）以及政府机构、快递公司、电商平台、业务员、商家、普通寄递人等主体如何围绕电子快递单展开的制度实施、技术架构、多方博弈和具身实践，试图描绘其背后的技术—文化过程。

为此，我们从多种渠道收集有关电子快递单的经验材料。首先，在最为基础且直接的层面上，收集市面上主要快递公司的纸质快递面单和物流信息详情页，并通过快递物流信息服务商“快递100”旗下面向电商的“快递管家”操作系统、手机多平台快递界面（诸如菜鸟裹裹APP、“顺丰速运+”小程序，以及淘宝、京东、拼多多、阿里巴巴、抖音、小红书、微店等电商平台物流页面），详细了解电子快递单从生成、流通到签收的整个流程。其次，收集国家邮政局发布的相关行业标准、管理办法、工作报告、统计数据，以及媒体对快递单及快递业的相关新闻报道，以求更系统地了解电子快递单的发展演变。第三，于2022年6月先后四次进入位于成都市内某高校一家大型快递驿站，就内部设施陈设、快递上架摆放、快递员以及寄递人收发快递的过程做参与式观察，并对2名顺丰快递员（男性）、1名菜鸟驿站工作人员（女性）和3名普通寄递人（女性）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其中，向快递员了解快递单信息如何解读、快递如何上架、巴枪与手机的操作界面与使用方法、每日工作流程等，向寄递人了解她们对快递单的使用方法与体验。第四，以“快递中转场”“快递如何装车”“快递员的一天”等关键词检索，并在“知乎”“网易视频”“好看视频”等平台上获得寄递人、快递从业者等发布的文字、图片、视频等材料，以补充了解我们无法直接接触的某些快递环节的相关信息。

四、快递单的格式化、模块化与编码化

我们将在本节中引入“格式”（format）这一概念，从书写介质和书写文本两方面，分析电子快递单的生成与使用。“格式”的定义虽然较为宽泛，但其核心始终牵涉到标准化地处理、显示信息的对象与过程。在乔纳森·斯特恩（Jonathan Sterne）看来，没有标准，内容便无法传播，那就更别说在传播中加以控制了。而格式化（formatting）则意味着，将某种格式固定下来，并采取标准化的方式运作。

（一）书写介质的格式化

按照阿克塞尔·沃尔玛（Axel Volmar）对格式的简要分类，最基本的格式类型乃是“尺寸-形状格式”（size-and-shape formats）。它们不仅通过限制物体的大小和方向，以制定视觉呈现之框架，也指物的特定材料或介质，同时还与人们的使用实践息息相关。这里，尺寸形状的格式化是指YZ/T 0148-2015《快递电子运单》行业标准对于电子快递单书写介质的形态与物理性质给出的规范，以供快递业参照执行。

电子快递单并未消灭纸质面单，实际上用纸乃是快递单最重要的标准之一。YZ/T 0148-2015《快递电子运单》行业标准将早期的四联单、五联单缩减为电子运单的二联单和三联单，并对其用纸标准做了规定。表面看来薄薄的每一联其实都由三层纸组成，其中第一层为用于信息打印的热敏纸，第二层为用于粘贴的铜版纸或格拉辛纸等材料，第三层则是用于隔离的格拉辛离型纸。与此同时，每层用纸的定量不得低于国家相关标准：第一层纸定量不低于70g/㎡；对于第二层，铜版纸定量不低于70g/㎡，格拉辛纸不低于40g/㎡；第三层的格拉辛离型纸定量不低于59g/㎡。对于首层热敏纸的定量要求，旨在确保快递单上的条码和字迹在常温下保存12月以上仍清晰可见。

同样，这个行业标准对纸张之间的粘合剂也有规定。第一、二层纸之间的阻隔胶必须在-15℃～+60℃的环境下保持稳定性质。这也是为了强化热敏纸上信息的保存效果，避免纸张在极端温度下脱落，从而影响到后续物流系统当中正常的信息处理与操作流程。可以说，对于书写介质物理性质的标准化要求，反映和满足了信息处理过程中特定的功能需求，信息的重要性被嵌入到了书写介质的高度格式化当中。

此外，该标准还明确限定了纸张尺寸。二联单与三联单的宽度应分别为100mm和76mm。这种“宽度必须统一、长度适度自由”的规格尺寸，实则是为了适配热敏打印设备卡口宽度而做出的规定。格式化的书写介质与其他基础设施形成一致性配置，为“大规模生产和复制的形式”奠定了基础。

（二）书写文本的模块化

格式类型之二是“图表与结构的格式”（diagrammatic and structural formats），它侧重于描述符号或文本内容在存储、传输、呈现过程中所采取的时间、空间及逻辑结构或特定排列方式。通过考察快递单的信息内容与分布，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具有“模块化”（modularity）的特点。关于模块化的想象，可见于二十世纪未来主义者对建筑形态的描述当中：任意数量、统一大小的单人玻璃容器既可独立存在，也可被塞入钢架组装为更庞大的结构，从而形成一种可移动的住宅形态。模块化在信息技术层面的含义也大体类似：在模块相对独立的前提下，小模块可逐级不断地被拼装为更大的程序或设备，而这些更大的结构亦可被打散，再被重组为新的程序或设备。因此，模块化往往被看作是“数字技术高效地分配有限的计算资源之基础”。

具体而言，快递单文本的“模块化”首先表现为对信息的分类管理，也就是说，如何将多条完整且独立的信息整合为一个特定的文本结构。根据YZ/T 0148-2015《快递电子运单》行业标准的规定，一张快递单应划分为下列9个独立的信息单元：（1）快递服务组织信息，如快递公司名称、标识、客服电话；（2）快递业务类别（如电商标快、快递包裹、标准快递、特惠）以及业务处理信息（如付款方式、代收货款金额）；（3）条码信息，包括快递单号和一维条形码；（4）目的地信息，如目的地的“三段式”代码、集散点信息、驿站信息、末端区域信息；（5）收件人信息，如姓名、电话、详细地址；（6）寄件人信息，如姓名、电话、详细地址；（7）内件详情信息，如物品名称、类型、数量、重量、快递验视状态；（8）签收栏信息，如收件人/代收人签字、签收时间、二维码；（9）自定义信息，如公益性标语等。在图1三家快递公司的实际面单上，便包含着上述多元而丰富的信息。其中，申通和中通的自定义信息都相当醒目，分别是关于包装回收分类和新冠疫情的宣传。

根据信息在快递流转各节点的重要性程度及其实际功能，独立的信息单元又可被整合为四大信息板块。快递单首要的信息板块是“物流信息”，它通常由上述前4个信息单元汇集而成，是快递从“首端”发出以后到“末端”投递以前的中间过程中涉及的信息集合。其中，条码信息和目的地信息在快递出库、分拣、运输、中转、入库等各节点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板块为“投递信息”，这是快递实现“点对点”服务之基础，主要涉及位于配送末端的收件人信息和位于首端的寄件人信息。第三、四板块分别为“内件-签收区”和“自定义区”。

与此同时，这种模块化也通过信息的排列区域、方向、大小、标识等视觉形态表达——信息的分区呈现——来实现。如图1所示，按照重要信息更显著的原则，面单通常被自上而下、从大到小地分割为不同区域，其中“物流信息区”＞“投递信息区”＞“内件-签收区”＞“自定义区”，而不同区域之间则经由实线、虚线或空白来分隔。

这一原则在信息板块内部也同样在发生作用，存在行、栏、位置、大小、字体之别。在“物流信息区”内部，虽然“快递服务组织信息”和“业务类别信息”所占面积不大，但位居快递单最上方，左右排列，这主要是出于快速识别、定位快递单的需要。其下则是由一维条形码和快递单号组成的条码区。作为快递过程中信息处理的唯一凭据，条码信息每经过一个节点都要被扫描，而这正是为什么它通常会最显著地占据整张快递单的视觉中心之主要原因。接下去排列的是“目的地信息”，这类信息决定了快递包裹在分拣履带上传送的线路，以及它们在整个运输过程中从何处中转、分拣与投递。正因为如此，它往往也是继条码区之后最醒目的部分，并常以居中、黑体、加粗、加框等方式，并利用“集”、“驿”、“末”标识来予以突出。譬如，在图2中，便有个相当醒目的“集”字。而在“投递信息区”内部，为保证更高效、精准地实现“快递最后一公里”的投递，一般会以黑体加粗的方式打印收件人信息。此外，收件人信息被置于寄件人信息之上，也比寄件人信息的文字更大，而在收件人的信息中，地址又比姓名和电话更大。

可以说，信息的分类管理和分区呈现表明，快递单从符号信息和物质形态这两个维度共同构筑起了一种特定的文本结构，并服务于内化在此结构之中以“效率”和“工具理性”为核心的快递业的运行机制与组织逻辑。

（三）快递文本的编码化

还有一类格式是“编码与数据格式”（encoding and data formats），通常牵涉到数字的显示方式。为了生成特定的数据格式，往往要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引入各种“元数据”（meta data）。元数据是一类将文本内容转换为可用性信息的数据，它制定了信息编码、转码的规则和协议，以协调信息读写、存储、传输、显示的操作流程及自动化程度。

具体到电子快递单，目的地信息的“三段式”代码就是一组典型由元数据所中介的数字化编码。一位受访的快递员（A2）表示：“快递中转，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编码。只要看到它，就知道这肯定是我们负责的快递。”图2中的“801 E28 015”便是一个三段式代码的例子。三段式代码通常由三组数字组成，也可含有字母，其基于这样一套逻辑：第一段代码表示一级目的地（即城市），第二段代码表示二级目的地（即网点），而第三段代码则表示网点的自分承包区或末端业务员编号。这些元数据首先作用于由文字这一连续性书写符号所表征的目的地信息之上，将其分层级识别、划分为三段地址。随后，根据元数据制定的语法规则——文字系统与数字系统之间的符码转换协定，收件地址被转码为确定且唯一的三段式数字代码。以目的地“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某菜鸟驿站”对应的代码为例，申通快递为“801 E28 015”、中通快递为“600- 109 104”、顺丰快递为“028FLCL-000”、韵达快递为“802B K109-15 03”。可见，元数据相当于一个代码目录。各家快递公司编制的目录虽各各不同，但只要掌握了它，即可快速地编码与解码。

“三段式”代码之所以会成为电子快递单的通用格式，主要原因在于，尽管“数字有惰性和抽象性，但作为序数词它们恰恰意味着在空间里的某一个特定的位置”。等级式的数列以简明的规律，可使人们快速而直接地想象和确认空间的对应关系。这意味着，实际操作中不再需要去辨认一长串文字或手写笔迹，快递员或智能分拣设备只需识别代码，即可迅速且精准地确定包裹的流向或实现其中转。从这个角度来说，由元数据中介的数字化编码有利于提高快递在分拣过程中的效率和准确率，降低人力成本与工作难度，也为自动化、智能化技术的介入和实现提供了可能。而这自然是过去寄件人手写信息、快递员用大头笔做标记所无法比拟的。

除了文字被直接转换为数字，文字本身的呈现方式也显示了编码化如何成为一种底层逻辑。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曾指出，对于模拟媒体的数字化再现（digital representation），首先便面临着连续性被离散。这说明，电子快递单文字编码的方式与段落式书写的文类之间显然存在本质差异。一方面，模块化的书写空间和文本结构解构了书写的连续性体验。人们必须点击屏幕上的指定区域，分门别类地填写信息，而这些信息又以标准的字体、字号印刷于面单上的固定位置。另一方面，技术近乎强制地构造了电子快递单的书写秩序。举例来说，当系统识别出多/漏填号码或者姓名未实名时，会自动给出诸如“不符合要求，请重新填写！”的提示。在填写地址时，除了利用GPS技术自动识别，最常见的方法是在“省、市、区、街道”的等级序列下，每一级又按首字母“从A到Z”地选择。若不遵守这种秩序，便无法完成填写。在此过程中，成片、连续的文字被肢解，并重新编码为条目式、等级式、格式化的功能性符号。换言之，编码化的底层逻辑为信息的呈现重建起了一种独特的“技术性秩序”。由此而制造出来的快递单的书写方式、逻辑与结构，讲述着一个数字化快递业关于精准与效率的故事。

五、快递单的基础设施化

电子快递单被视作“物流快递最基础单元的数字化、在线化，极大提高了整个快递行业的信息化水平”。那么，作为数字基础设施有机组成部分的电子快递单，如何参与快递物流系统的运作呢？

（一）具有“互操作性”的移动系统

综观整个快递过程，电子快递单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元对象”（meta-object）的角色，这不只是对于自身的标准化，更是对于移动系统组织过程的逐步标准化。

当电子快递单作为一种“新”的基础设施元素被引入快递系统时，除了更迭面单形式之外，还会引发更大规模的竞争与淘汰，并由此导致相关基础设施的“消亡”与“新生”。举例而言，大量增加的订单数量呼唤一种更高效的打印设备，从而使打印速度数倍于针式打印机的热敏打印机开始登场。在这场关乎购买成本、纸张成本、出错率、打印速度等指标的综合较量中，原有的针式打印机最终不敌新设备，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电子快递单“条码高度宜大于10mm，最窄单元宽度应大于0.25mm，条码符号的质量等级要达到GB/T 14258-2003附表H.1中字母等级C级以上”，这样的标准化要求与RFID射频识别技术的优化相伴而生，并以扫描仪或手持终端巴枪、手机“条码首读率95%、识读率100%”的形式表现出来。据国家邮政局年度邮政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在电子快递单初入快递业时，快递服务公司拥有手持终端44.4万台；而到2018年，这一数据已逐年增至114.7万台；目前，小型智能手持终端已全面普及。此外，电子快递单还催生出了一系列数智化基础设施的应用普及。例如，快递运输的交通工具必须装载联网的位置感知设备，以满足对于物流信息的实时查询、追踪、监控、协调等各种需要。在2016至2020的五年间，我国配备全自动分拣系统的分拨枢纽超过370个，无人机、无人车、无人仓应用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智能快件箱、智能快递驿站等末端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为人们如何收寄快递提供了更加便捷多样的选择。而这一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都离不开电子快递单。总之，目前在快递系统中运作的基础设施都部分地采纳了新的元对象，即围绕电子快递单而制定的“条件、度量、协议、规则或耦合系统”。

除了通过物质基础设施组件而形成的节点化网络之外，电子快递单当然还需要与复杂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相连接。例如，它需要被嵌入到消费者的网络消费与支付系统、快递公司内部寄递数据的采集、存储、处理及传输系统、中转场中的分拣控制系统、运输过程中的GPS全球定位智能管理系统、快递出入库系统、物流监控系统，以及面向用户的寄递服务与物流信息追踪查询系统。这种连接不仅令电子快递单实现了“由物到数据”（from object to data）和“由数据到物”（from data to object）的双向运动，而且也确保了流转于不同节点的快递包裹在联运中得到安全可靠的追踪式控制。

与此同时，电子快递单还创造出了新的协议，以更新人的生产实践。在面单生成阶段，有关格式的实践再次凸显出来。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当商家在批量导入、打印快递单时，寄递服务系统只允许上传有限的文件格式。“快递管家”的操作界面会提示，“系统只能上传大小不超过1MB的‘.xls，.xlsx’文件；为避免简称带来的混淆，‘快递公司’一栏请务必填写全称”。这意味着商家必须在系统上下载“批量导入”模板，并严格参考模板提供的样例正确填写具体内容，并检查文件格式。通过这类格式实践，物流系统可在5分钟之内自动同步、打印3000张快递单。此外，电子快递单从根本上改变了快递业务员工作的内容、流程与方式。对于末端环节负责寄递的派件员和揽件员来说，他们跟电子运单、手持终端紧紧“绑定”在了一起。他们需要依赖手持终端这一必要的物质设备及其数字化操作界面，以完成关于电子运单抢单、扫描、验视、实名审核等规定动作。其中，扫描至关重要。对准电子快递单抬腕一扫，快递员便能在寄递全程与快递、其他节点业务员以及寄递双方之间建立联系。对分拣环节来说，电子快递单邀请24小时不间断工作的自动化设备入场，这在提高扫描分拣效率、分担扫描员和分拣员工作强度的同时，当然也意味着一部分工人及其从事的职业将会逐步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方面，电子快递单及其接入的移动系统共同形塑出了非常高效的“物流媒介”（logistical media）；另一方面，它们也促逼人们在与“非人”行动者协作或竞争的复杂关系中，不断重新协调其实践。

总的来说，电子快递单之所以是数字化快递业的基本单元，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内置了系统运行的协议。不同的基础设施组件、计算机信息系统以及人的实践都以此作为通用逻辑，构筑起了一个具有鲜明“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的移动系统。在此系统中，电子快递单与物质性基础设施、计算机信息系统共同塑造出了一个共生的数字化快递业生态，结构化地支配和调节着快递业“及时送达”（just in time）运作机制之下物品与信息的流速、流向以及人的多元实践。

（二）移动的多重“隐忧”

然而，电子快递单生成的移动系统并非只关乎“移动性”这一面向，它在为一部分物的移动提供条件和权利的同时，也以边界、关卡设限等方式，将另一部分移动性排除在外。

具体来说，对物品移动性的限制与监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标准化的担忧。马修·福勒（Matthew Fuller）指出：“标准和异质分处连续体之两端，一端以多么统一的方式运作，另一端就可能以多么无序的状态呈现。”为了避免复杂而矛盾的结果，快递业必须时刻保持警觉状态，对不确定性威胁加以预判。按照国家邮政局、公安部、国家安全局制定的《禁止寄递物品管理规定》和《禁止寄递物品指导目录》的规定：快递公司禁止寄送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物品；禁止寄送危及寄递安全的爆炸性、易燃性、腐蚀性、毒害性、感染性、放射性物品；禁止寄送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有关政府部门规定禁止寄递的其他物品。同时，为保障寄递安全，国家邮政局从2015年11月1日起实施“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规定，并于2017年开始推进实名制信息化升级。这意味着，只有当快递员完成收寄双方特别是寄件人的身份核验并对寄递物品拍照、验视以后，电子快递单才能得以生成，快递才被准予运输。在整个流动过程中，电子快递单连接巴枪、X光机、物流监控系统，协同快递各节点从业者、收寄双方，追踪并共享物流信息，试图从根本上阻断危险物品进入移动系统的通路，并防止物品在时空移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这种做法既是由移动系统结构性力量所致的非移动性结果，同时也表明非移动性创造和支持了移动性。

另一种“隐忧”与上述消除风险的做法密切相关，根源于实名制带来的数据可用性与隐私性之间的矛盾。正如马丁·帕克（Martin Parker）所言：“相同产生不同，安全产生危险。”电子快递单实名制在保证寄递安全、提高投递效率的同时，也导致个人信息愈发不可控地流转于移动系统中的众多参与者之间，包括商家、快递公司、业务员、其他取件人，以及平台本身等。个人隐私极有可能被视作“有价值”的数据而被非法窃取与贩卖，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于自己的隐私信息暴露于公共空间当中的担忧。这进一步触发了“人-技术”的对立与协商：一方面，多家快递公司和电商平台推出“隐私面单”服务，利用数字脱敏技术对敏感信息做变形处理，诸如菜鸟的“隐私面单”、京东的“微笑面单”、顺丰的“丰密面单”。在快递公司的内部数据系统中加密客户隐私，或者采用虚拟号码技术提供通话保护，以防止快递过程中信息“共有者”窃取隐私信息，也是常见的隐私保护技术。另一方面，一些消费者也通过非制度化的隐私边界管理和痕迹消除实践，以抵抗技术性秩序的约束。譬如，有些人会在下单环节利用规则的漏洞，填写足以以假乱真的假名或对地址做模糊化处理；而在收件环节，通过刮花、涂改、火烧、撕毁等方式消除个人信息。鉴于普通人在收件环节的非制度化抵抗，我们还想特别指出，电子快递单作为基础设施可能面临的悖论。有学者指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可见性”在普通用户那里保持了最大程度的“透明性”（transparency），人们只有在其发生故障之时才会意识到其巨大影响。在此，我们发现，除了故障之外，普通人对快递单的关心程度达到高峰之时，恰恰是在快递单完成了自身作为标准之物、作为数字化快递业基础设施的使命后将要离开移动系统之时。换句话说，电子快递单遭遇的尴尬境地是，当基础设施不再成其为基础设施时，它才被“看见”。

六、快递单的时空化

物流是关于时间和空间控制的管理科学。借助于位置传感技术与设备，快递在时空环境中的移动轨迹可被记录和转化为电子快递单上的物流信息数据，并“在与地理空间的对照中，被组织为可以以视觉化形式被人阅读的多层次地图、轨迹、图表”以及文字。可以说，电子快递单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快递运输途中不可见的面纱。在此，我们以物-技术-人的会遇为锚点，探讨快递单的时空化。

（一）节点叙事的隐喻

快递单实时物流信息是一种对于快递实际时空轨迹的线性再现。以图3为例，它详尽记录了一件从浙江诸暨发出的快递如何历经3天时间，被送至四川成都的收件人手上。快递先是经诸暨某快递公司业务员揽件，发往杭州转运中心出港，再由干线运输车运至成都转运中心进港，再运至成都某网点，最后由末端服务设施菜鸟驿站向收件人派件。鉴于这种再现描述了快件在整个物流过程中“下单——（出库——发货——）揽件——运输——派送——签收”各个节点的时间信息、空间轨迹与快件状态，因此我们不妨谓之“节点叙事”。

通过浏览许多快递物流信息页，我们对节点叙事得到一些基本发现。第一，文字、视觉图形和数字地图在形式上共同参与了节点叙事的生成。文字信息被划为简洁、统一的单位，并按固定的秩序组织与呈现。通常，第一行罗列节点状态和相应的时间信息，第二行罗列空间信息和行动者信息。这些文字被整齐排列在竖式时间轴的节点右侧，自下而上地更新。整个时间轴被表示“下单、揽件、运输、派送、签收”等不同节点的特定图标以及表示节点内部各个次级节点的圆形点状图案共同标记。而数字地图则通过动态的路线，连通发货地和收货地，拟合出快递移动的时空轨迹。路线的颜色深浅分别代表快递已经完成的移动和将要去往的方向，同时地图上还会显示快递到达末端配送点的时间，以诸如“预计×天送达，距收货地×公里/当前在（离开）某节点”之类的信息，告知收寄双方快递件的基本状态。换言之，文字在时间轴上的线性排列、视觉图形的节点设置以及数字地图的动态路线标识三者协同，在引导人们对物流信息阅读方向的同时，也完成了对快递单节点叙事的同构。

第二，快递的移动在节点叙事的时间轴上留下了短促的节奏。一方面，线性时间轴整体不会太长，一般控制在7天之内，超时可能意味着节点内部或者节点之间的连接出现了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涉及物品跨区域的移动、分拣与再移动，运输往往成为最耗时的节点。尽管如此，不断更新的物流信息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快件在“运输”节点内部实际辗转于“转运交付中心”等多个次级节点的细节，这外化为时间轴上被次级节点切分的时间。例如，在图3中，运输环节花费了59小时35分钟，其中便包含多个节点：3次运输（1次从揽件网点发往转运中心的省内运输、1次从转运中心到转运中心的省际运输、1次从转运中心发往收件网点的同城运输），以及两个转运中心分别在快递出港和进港时执行的扫描（2次）和消杀（2次）。其中，节奏最快的节点出现在杭州转运中心，快递经过业务员扫描、完成消杀、准备出发等一系列“动作”，用时仅11分钟。因此，由快递单物流信息形成的节点叙事文本是一种对于实际快递进程有序、紧凑的节奏的“复盘”。

第三，节点叙事的行动者信息除了定位每个节点的“责任人”及其行动之外，也会显示“非人”的要素，尤其是自动化基础设施如何参与快递业的协作。仍以图3为例，最明显的“非人”行动者分别是：杭州、成都两地转运中心消杀区域的自动化设备与传送履带、成都转运中心扫描分拣区的“进港U型交叉带”、作为派送站的末端服务基础设施“菜鸟驿站”。除此之外，在有些快递单的物流信息页上，还可见到诸如“扫描员是进港自动化”之类的表述。在此，电子快递单的节点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将支撑快递业运转的复杂网络显现了出来。

当然，由于快递移动的不确定性，节点叙事也难免会出现中断、回环或褶皱等非常情形。从快递的时空路径来看，近两三年来，一些快递为了绕避某些“新冠”疫情地区，不得不重新规划运输和配送路线，甚至要经过多轮消杀，方能进入下一节点。这意味着节点叙事的时间被拉长、节点增加、节奏放缓。为此，快递公司与电商平台也纷纷提醒寄递人，诸如“请主动核实目的地快递派送现状，如因疫情导致的快递截返，运费不退，急件慎发”，或是“因封控影响，暂停发货，恢复时间待定”。在此，空间上的封闭或开放、道路和其他交通基础设施的连接畅行与否，极大地决定着快递能否及时完成其节点叙事。这也折射出了“移动”（mobility）与“停泊”（mooring）之间的辩证关系：一些事物的移动性有赖于另一些事物的非移动性。在疫情的背景下，保持相对静止的抗疫要求致使与移动性密切相关却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区域边界、物质基础设施、结构性力量，以及快递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等多方之间的权力几何得以浮现出来，并演绎出了有关中断、监控、调配、再移动等行为的复杂博弈。

可以说，快递单的节点叙事乃是一种隐喻：我们所看到的由物流信息“节点式”排列而形成的特定形式与内容，并不仅仅是一种对快递时空的再现，它实际上折射了一套关于移动的运作逻辑。整个快递物流系统由“人”与“非人”的行动者形成的若干可控节点共同编织而成，快递的移动正是沿着一条既定的线路，在这些节点实体之间不断地进入、通过、离开。因此，快递单以移动空间的节点串联起了其过去、现在与未来，讲述着快递在结构化、制度化的物流系统中被快速移动、及时送达的线性故事。偶或出现的断点与曲折则提醒我们，移动并不总是一种线性增加，也可能被折叠、缠绕，甚至退回原点，因此有必要将非移动性也镶嵌于移动性网络当中，以便更好地理解快递单之时空轨迹。

（二）“加速”工作与“等待”实践

快递单的时空化并不止于节点叙事的再现。“非表征理论”和技术中介化研究认为，非人类的物质技术能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所主导的符号表征，“技术的介入不仅协助时空的延展或跨越成为可能，还形塑或转换着人的互动与体验，使被连接的双方对中介产生依赖”。这使我们将关注的重心从时空化的叙事文本转向构造这种文本的时空技术本身。

快递单的时空化是依靠位置传感媒介和数字信息技术所形成的，GPS设备和技术被嵌入于运载快递的交通工具当中，或是被装配在快递员随身携带的巴枪、手机等物质设备当中。其目的旨在将物理空间中物与人的移动过程转换为实时更新的可视化数据，并借助于网络和数字界面而予以呈现、反馈与监控，从而影响着人们在“混合空间”（hybrid space）中的具身实践。在此过程中，“数字技术在脱离人类意志的自动计算中，彰显了其物质性与组织能力”。

时空技术推动了“加速”的快递物流工作。据国家邮政局快递限准时率测试结果显示：2021年快递服务时限水平呈上升态势，全国重点地区快递服务全程时限57.08小时，同比缩短1.15小时；48小时准时率为66.64%，同比提高3.86个百分点。

在快递业不断提速的背景下，各种时空技术共同制造出了一种“数字监督”的面貌。由位置传感设备记录的数据不仅反馈给作为快递从业者的个人，也受到物流系统中人和机器的多方“监控”，包括快递公司中从业者的“上级”或专门人员、使用快递服务的收件人、寄件人，以及数字管理系统本身。这些数据将与评价体系中的“工作时间”“及时（延时）送达”“投递数量”“服务评价”“好评率”“投诉率”等指标相挂钩，从而直接影响从业者的绩效考核。有鉴于此，“数字监督”几乎必然会被快递从业者内化，并事实上形成一种以“加速”为特征的工作制。举例而言，顺丰快递员必须在用户预约下单之后1小时内上门取件，在快递到达营业网点之后2小时内上门派送，否则便可能会被约谈或罚款。而对干线运输的货车司机来说，运输时长按分钟或小时而论，超时则会被罚。这迫使他们每天除了必要的吃饭、加油和休息之外，其余时间得拼命驾驶，以至于驾驶室不仅是其工作场所，也往往事实上成了他们倒班休息的“家”。

与此同时，时空技术与人之间达成“数字协作”，并协调着人的移动实践。当干线运输车在长途跨区域行驶当中遭遇长时间堵车时，GPS系统将车辆异常缓行的数据传回信息管理中心，有关的算法系统会随之重新规划新的运输路线，重新计算送达时间。这些数据由信息管理中心通过与之相连的不同信息系统，实时反馈给驾驶员、快递员，以及收寄件双方。而各方也会由此做出某些相应的调整：驾驶员可能按导航选择缓行通过或者切换路线；快递员会根据系统自动规划的派送路线和送达时间来协调投递任务；收件人则可根据物流信息的变动，重新规划何时、何地、怎样取件。总之，这种数字协作优化了快递从业者和普通用户的移动实践与时间策略，客观上有效地提高了单位时间内多件处理的能力与效率，切实改善了快递业的服务质量。

此外，时空技术也把身体暂时处于相对静止的人们卷入了快递的时空轨迹当中，使之于不动处获得关于移动性的差异化想象与体验，并引发出有关“数字等待”的具身实践。物流信息与时空轨迹的实时生成、更新与分享，促成了实体空间中“此处”不动的身体与“远处”移动的物品在数字空间中的会遇。在此过程中，时空技术塑造出了一种移动性体验——身体不断感知、判断“物”与“我”之间的远近快慢。通常，人们会为等待设定时间阈值，该阈值与快递业对服务时限的承诺大体一致。若快递件在预期的时间阈值内送达，那么整个过程中人们的身体动作通常可标记为“等待——查看物流——等待”。受访者B2说自己是“偶尔想起我还有个快递没到，才打开物流信息看看”，而对于“那种不太急用的快递，我基本不看它到底在哪儿，只要等着派送通知就行了”。受访者B3也有类似的感觉，但她还提到，对于快递物的喜爱值、期待值，以及快递物本身的重要程度（如是否为重要文件），也会影响自己查看快递时空轨迹的频率。当然，也存在那种“等不及”的极端情形。正如大卫·比塞尔所言，静止的身体可能对即时空间性做出强烈的感官反应，尤其是在自身处境高度敏感的情形下，更是如此。另一位受访者（B1）讲述了令她印象最深的一次等待体验，以及在此过程中她如何使用物流查询系统。她说：“那是最仓促的一次。我后天就要出国，结果拿去办签证的护照还没送到。我就盯着那个物流信息一直刷刷刷，来回地把那个地图放大缩小、放大缩小。屏幕都要戳破了，但是它就是一直不更新……我那天差不多打了八个电话，反复请求送快点。”在本例中，尽管实际上快递送达时间并未超出规定的服务时限，收件人焦虑着急的心理却在不断制造一种具身的“内在时间感”，而对时空技术的使用既体现也加剧了“移动”与“等待”之间的紧张关系。

概言之，以电子快递单为界面，“数字监督”和“数字协作”共同诉说着时空技术如何中介人们的生产实践，同时也诉说着在此中介过程中人与技术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我们在物流信息页面上所看到的时间，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然时间刻度的再现，而是一种在时空技术中介之下身体加速移动的结果。而高度情境化的“数字等待”，则有意无意地流露了人们对加速的期待。

七、结语

本文以戴维·莫利“物的维度”重新定义传播与移动为基点，试图从格式化、模块化、编码化、基础设施化、时空化等角度，讲述了一个往往被人们熟视无睹的电子快递单的故事，以及其中所牵涉的复杂的技术—文化过程。

从这个以电子快递单为中心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电子快递单早已成为“高效、便捷、共享、智能”的数字化快递业的生动注脚。作为物品移动的唯一信息凭证，电子快递单不仅肩负功能性的作用，而且也具有结构化的作用：它连通着数字化快递业中各节点间的转换，而它一旦破损或缺失，便可能导致“无头”包裹，以至于难以被正常地分拣、运输、投递与追踪。更重要的是，它连接起了数字化快递业中一个庞大的“人”（如寄件人、收件人、快递业中的揽件员、司机、派件员等各种角色）与“非人”（如包装盒/袋、纸张、打印机、电脑、巴枪、手机、仓库、路网、交通工具、GPS系统）交织于一体的“行动者网络”，并由此串联起了整个物流体系中的移动。失去它，数以亿计的物品跨区域“点对点”快速配送的能力将被大幅削弱，进而致使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生产—消费模式和日常生活方式失去赖以存在与维系的物质基础与必要条件。

在肯定电子快递单作为“物”能动地组织起当前数字化快递业的同时，我们也应从这个“技术—文化”的叙事中看到，电子快递单的发生与发展不止是由数字技术所造就的“新”发明。任何技术都无法超越社会过程，任何给定的技术设备在功能上都将因历史—文化脉络而异。电子快递单并非一开始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汇聚物、人、信息与时空的关键节点，而是在政府机构、市场主体、从业者、普通消费者围绕快递基础设施的复杂政治中，才得以逐步稳定下来的“实践”。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当然存在不足。一方面，因我们选择通过聚焦于电子快递单以讲述一个“现在时态”的技术—文化故事，便必然会使之无法更具历史纵深感地观照一个从传统快递单到电子快递单的“演变”故事。电子快递单所处的数字化快递业当然绝不只是一个庞大的共时性网络，它自然也被镶嵌于整个快递业的历时演变当中，而在此演变中，必然牵涉到诸多人与非人的行动者的消亡、新生与重组。带着这种意识，可以发展出新的问题意识。譬如，我们在关注电子快递单这一“新”发明的同时，该如何历史地看待与之相关的其他“消逝的传统”呢？另一方面，我们只是透过电子快递单考察了国内的物流体系与叙事，而并未观照快递如何“出海”。作为数字全球化时代中一种更日常而普通的表现形式，快递物流及其快递单在全球移动中又上演出了一个怎样有别于抑或类似于“集装箱”的移动故事呢？从这两点上说，本文只是为讲述电子快递单的故事开了个头。

（黄顺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李晓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

本文刊载于《新闻与写作》2022年9期，内容有所删减，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以纸质版为准。

相关阅读

▼点击下方文字链接，了解详细订阅方式▼

投稿请登录https://xwxz.cbpt.cnki.net/

订阅纸质刊物请致电010-85201321

商务与广告合作请致电010-65595210